“紅色理財專家”、黨的金融創始人
鄭義齋，原名鄭少文。1901年生于河南許昌。當過印刷和鐵路工人，1923年參加京漢鐵路工人大罷工。1927年加入中國共產黨。
1930年春，根據中共地下黨組織的指示，鄭義齋來到上海開設“義齋錢莊”，在周恩來同志領導下，為黨籌集資金。兩年期間，他在各地黨組織配合和掩護下，多次往來于上海、武漢、天津、北平等地，為蘇區紅軍購買、轉運軍火物資。
1931年，顧順章、向忠發被捕叛變后，上海黨中央領導機關遭到重大破壞。鄭義齋根據黨的指示，認真處理完錢莊的善后工作后，
1932年春，根據黨中央的指示，鄭義齋離開上海，前往鄂豫皖蘇區工作，任省工農民主政府財政委員會主席兼工農銀行行長，并任紅四方面軍經理處處長、總經理部（即后勤部）部長。他積極組織力量，多方籌集糧食、被服、藥品、軍火等物資，為紅四方面軍的后勤保障作出了重要貢獻。 由于張國燾推行錯誤的軍事指導方針，致使紅四方面軍在第四次反“圍剿”中遭到失敗。1932年12月，紅四方面軍撤離鄂豫皖革命根據地到達川北后，創建了川陜根據地。在此期間，鄭義齋為解決糧食問題，提出許多好辦法，并且在蘇區內部實行計劃供糧和勤儉節約的政策，使川陜蘇區的糧食、棉花、食鹽、蔬菜、油料、家禽都得到迅速發展。此外，他還在通江縣的苦草壩（今永安鎮）建立了擁有80多名工人的小型兵工廠，不但制造了手榴彈，還試制成功了平射炮。以后，他又將兵工廠擴建成機械廠、子彈廠、炸彈廠、制藥廠等，對紅軍彈藥的補充，槍械的修理，起了重要作用。
對于銀行工作，當時大家都不懂。鄭義齋在上海及鄂豫皖搞了幾年，在當時只有他算是專家。但他還是虛心學習馬列主義的政治經濟學，了解關于貨幣的理論。他親自搞調查研究，根據蘇區的具體情況，向上級提出了銀行工作的幾條方針，均得到領導的同意。鄭義齋很重視銀行的宣傳工作和立信于民。川陜工農銀行開業那天，經理部的同志們趁勢進行宣傳，并當場開始兌換及存款業務，擴大了影響。
1933年2月起任中共川陜省委委員，川陜省工農民主政府財政委員會主席，省工農銀行行長，紅四方面軍總經理部部長兼兵工廠、造幣廠廠長。當時部隊缺糧缺鹽，鄭義齋及時向方面軍總部提出“開源節流”的方案，組織發展蘇區經濟，保障紅軍供給。 鄭義齋把全部精力和智慧，奉獻于鞏固蘇區的財政經濟工作上，他在工作繁忙之余，經常擠時間鉆研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他在《干部必讀》、《蘇維埃》等著作中發表重要文章，并撰定了《實行經濟物資集中統一分配，徹底整理財政系統辦法》《財政經濟委員會組織與工作概況》等著作，對健全蘇區財經制度，加強經濟工作的集中統一領導，發展蘇區的經濟建設，具有實際指導意義。由于鄭義齋熟悉財務工作，善于發現和解決實際問題，被大家譽為“紅色理財專家”。
幫助革命隊伍認識財政金融的重要性
在革命戰爭年代初期，紅軍內部確實有很多同志不知道財政金融對于革命的用途和重要性。
那是1933年10月，陳錫聯率部繳獲了四川軍閥劉存厚的大批財產，不過陳錫聯因為從小就窮，沒見過金磚什么樣，這回見了一堆一堆的金磚，不知道是什么東西，還以為是黃色的土磚，晚上睡覺的時候，就把很多金磚搬來墊在床下，真是太土豪了！
第二天，紅三十軍政委李先念和后勤部主任鄭義齋來視察，把鄭義齋都看呆了，大聲說：“陳錫聯你好大的膽子！這么貴重的東西竟敢不上交！”
陳錫聯也愣了，說：“這不就是些黃磚嗎？交這些玩意干什么？”
這下，連李先念都笑了，說：“錫聯啊，你和我一樣，只聽說過金磚，但不知道就是這玩意，今天真是開了眼界！”
在共產黨發動的“打土豪、分田地”的革命斗爭中，鄭義齋看到有些同志把沒收地主豪紳的貴重物品、高檔家具、珍奇古玩看成奢侈品，砸得稀爬爛，并付之一炬，不許加以利用，十分心疼和氣憤。他在達縣一次干部會議上說：“一切財富都是人民大眾創造的。這些好東西，是過去地主老財們剝削掠奪我們窮人的。現在打倒了他們，好東西又回到了主人手里。我們為什么偏要打碎砸爛呢？我們是真正的主人，應當珍惜它們。只有勞動人民才有享用它們的權力！”（楊文局《好管家鄭義齋同志》）以后，部隊打到哪里，他就跟到哪里，同地方黨組織一起組織人力，迅速將戰利品清點、歸類、裝運、入庫，為革命積累了大批財富。
在軍事工業方面，鄭義齋不但具體領導了搬運劉存厚兵工廠的工作，而且還同達縣黨組織一起向兵工廠的工人、技術人員宣傳黨和紅軍的政策，動員他們參加革命隊伍，為紅軍制造槍彈。在鄭義齋的親自領導下，紅軍很快在通江苦草壩、德漢城，蒼溪縣文昌場等地建立了紅軍紡織廠、被服廠、修械廠、子彈廠、炸彈廠、造幣廠、火藥廠、斗笠廠、造船廠等。兩個男女被服廠有縫紉機數百架，工人四、五百人，一天可以生產上千套軍裝，使數萬紅軍穿上了整齊劃一的軍裝。兵工廠有機床138臺，工人1400余人，每日晝夜不停地生產大批槍支彈藥，供應軍需。
在財政方面，鄭義齋在《蘇維埃》、《干部必讀》等報刊上多次發表文章，針對財政工作中的問題，提出解決的措施、辦法和建設性意見。1933年7月，他在《對于經濟物資集中統一支配和徹底整理問題》一文中，列舉了財經工作的保守思想和分散主義的各種表現和危害，提出了健全各級財委會、經理處本身的工作、切實執行預算和決算、經濟財物要經常精確統計、堅決執行現金集中、發展對白區的貿易、加緊宣傳累進稅的意義、加緊宣傳與普遍建立各種合作社組織等十條解決的辦法。他的這些主張，對于加強根據地的財政工作，完善財經制度，加強經濟工作的集中統一領導，發展蘇區經濟建設，起到了十分重要而又非常實際的指導作用。
在金融方面，鄭義齋擔任川陜省工農銀行行長，造幣廠廠長。川陜蘇區銀行的開業和貨幣發行，對于活躍蘇區物資流通，穩定蘇區物價，促進蘇區經濟發展，粉碎敵人經濟封鎖，保證紅軍軍需供應，支持革命戰爭，保衛蘇維埃政權，起了重要作用。
對革命貢獻巨大，對同志熱情溫暖，對自己卻十分摳門
1930年，他接受黨中央交給的任務，在上海開辦了“義齋錢莊”當上了錢店老板，周旋于十里洋場。這個錢莊一面作為黨籌集經費的企業，一面作交通站。這時，他對外是經理，對內仍作交通工作。從此，他改名鄭義齋。當時山東黨組織準備舉行武裝暴動，鄭義齋和錢莊一位“伙計”攜帶巨款前往濟南，為暴動提供經費。但白色恐怖籠罩下的濟南，特務橫行，當地組織遭到破壞，兩人在城里轉來轉去，幾天都接不上關系。身上的錢用光了，肚子餓得“咕咕”叫，“伙計”把掌心的燒餅屑舔吃干凈后，望著鄭義齋肩上的褡褳，低聲的央求道：“老板，是不是把里面的錢拿點出來用。”鄭義齋搖搖頭,在那種場合又無法明說，只好說：“這筆錢一文也不能動，那可是本錢啊，準備做大生意的。”看著“伙計”沮喪的樣子，鄭義齋安慰道:“你把我穿的這件馬褂拿到當鋪去，再熬上幾天，想法把關系接上。”關系終于接上了，錢送出去了，鄭義齋當完身上的衣物，化裝成苦力，為火車鍋爐加煤，好不容易才回到了上海。在錢莊工作兩年的時間里，鄭義齋為了給黨籌集周轉資金，為蘇區購買轉運重要物資，四處奔波，歷盡艱險。
1932年冬，紅四方面軍翻越風雪大巴山進入川北，在通（江）、南（江）、巴（中）建立了根據地，根據地建立不久，便遭到四川軍閥田頌堯的“三路圍攻”，圍攻中敵人截斷了從南部運往通江的鹽路。鹽巴是根據地軍民生活的必需品，不能缺，鄭義齋趕緊召開會議，動員根據地軍民自己開鹽井、取鹵水，以應急軍需民用。
一次，地下交通站通過敵人封鎖線運回一批鹽巴，鄭義齋喜出望外，吩咐經理部人員及時分配下發。分發中，鄭義齋取了半斤鹽巴裝在一個小袋中帶回家去，然后，他把警衛員小曾叫來：“你把這包鹽送到徐總指揮那里去，他跟大伙一樣，也在唱旦（淡）角呢。”
鄭義齋和徐向前總指揮是親密戰友，三天前兩人在一起研究部隊后勤保障工作，晚上，徐總留他宵夜，炊事員端上兩盤小菜，菜倒新鮮，吃起來卻淡而無味。鄭義齋嘴里不說，心里不免一陣難過，徐總指揮身上擔著那么重的擔子，日夜操勞，生活上也和戰士們一樣在苦熬著。如今，有了這批鹽巴，給徐總指揮送點去，也是理所當然的。不一會兒，小曾回來遞上一張字條，上面寫著：義齋同志，謝謝你的好意，我這里已經有了鹵水，鹽巴還是留著同志們用吧。鄭義齋凝視著字條，眼淚潤濕了眼睛，他想了想，又命令小曾將這包鹽送到戰地醫院，院長向傷員講了這包鹽的經過，大家深受感動，當場就有一批傷員要求重返前線投入反圍攻戰斗。
1934年，鄭義齋30歲了，在戎馬倥傯中，一直沒有解決個人問題。這年，他與紅四方面軍婦女工兵營教導員楊文局由相識到相愛，倆人情投意合，結為伉儷。
結婚那天，同志們在山坡上采集了一些野花、枝葉，把經理部大院打扮得漂漂亮亮。警衛員小曾想，首長結婚總該穿戴得象個樣子，便到軍需科給他領了一套襯衣襯褲。鄭義齋知道后，嚴厲地批評了小曾，叫他馬上退回去。婚宴的伙食為蕎麥面疙瘩，等大家入席后，義齋同志講了個笑話：“通江人給蕎麥面編了首歌，‘蕎麥面，冷水和，氣死公公餓死婆。’這是說蕎麥面吃起來滿口鉆，我今天請大家來吃的是‘喜沙’呵!”一席話把大伙都逗樂了，客人們一面津津有味地吃“喜沙”，一面以茶代酒表示祝賀。
此時，紅軍在物資供應方面雖然還有許多困難，但比剛入川時已有很大改變。1934年川陜蘇區農業獲得了好收成，在總經理部的倉庫里便堆滿了肉類、禽蛋和黑白木耳，要辦一頓豐盛的婚宴是不成問題的。況且，鄭義齋為紅軍把守著金銀庫，把自己的婚禮辦得熱鬧一些更是有條件。但是，鄭義齋不這樣想，更不這樣做，一心想部隊和人民所想，急部隊和人民所急，以身作則，嚴格要求自己，婚宴從簡，不搞絲毫特殊。
婚禮舉辦得既簡樸又隆重，新娘唱了“送郎當紅軍”，新郎在大家的鼓掌聲中，來了一段河南梆子，喜慶的氣氛更加熱鬧非凡。
把資金送給紅軍，用身體擋住敵人的子彈，鮮血染紅金子
1936年10月下旬，天氣開始變冷。紅軍21800多名將士，奉中央軍委命令，正在甘肅靖遠地區渡黃河。2萬多戰士當時占紅軍總數約五分之二，來自紅四方面軍總部及所屬第三十軍、九軍、五軍、騎兵師、特務團、教導團、婦女團。他們渡黃河是為執行旨在打通國際路線解決戰略依托的寧夏戰役計劃。
隨戰局變化，1936年11月上旬奉中央軍委命令，這支部隊改稱西路軍，奔赴河西。徐向前任西路軍軍政委員會副主席兼西路軍總指揮，陳昌浩為政治委員，鄭義齋任后勤部長。對于深入河西走廊的西路軍，蔣介石指使馬步芳、馬步青等部裝備精良的十幾萬騎兵進行圍追“圍剿”。
在隨之而來的日日夜夜，西路軍與反動西北軍閥馬步芳、馬步青等十幾萬兇悍之敵進行了歷時半年之久、大小百余陣之多的浴血苦戰。其間，雖有攻關奪隘建立政權及先后殲敵25000余人的戰績，但終因孤軍深入、缺糧少彈、寡不敵眾等因素，于1937年3月兵敗祁連山。
1937年3月13日，紅軍歷史上最慘烈的戰斗發生在甘肅祁連山。西路軍在敵優勢兵力追擊中，除總部和三十軍所率2000多人退向石窩山頂外，余部全被阻隔在山下。總供給部部長、西路軍軍政委員會委員鄭義齋帶著少數人員隱進一片樹林。當下，一要組織人員轉移，二要把經費送交總部。
鄭義齋在林中迅速將部里保管的黃金集中起來，親自分成很多小包，裝入兩條布袋，讓楊文局縫好。楊文局知道這批黃金是1933年10月紅軍在四川達縣進攻劉存厚部，劉逃亡途中丟棄的。1935年6月中旬，紅一、四方面軍會師后，鄭義齋分出大半黃金送給給養困難的紅一方面軍。1936年10月西渡黃河前夕，又將一半黃金送往陜北中央。為保護剩下的黃金，西進途中幾次惡戰，許多戰士血灑戰場。眼下，部隊分散突圍急需這筆經費，無論如何艱難，也要把它送到石窩山上，交給總部。夜幕掩護下，隊伍分成兩路，鄭義齋帶一個警衛班護送黃金上山，其余人員南向轉移。鄭義齋與十幾位戰士，拉著馱黃金的戰馬越過敵人封鎖的隘口，卻意外地與敵巡邏隊遭遇。交火后，敵人認出了鄭義齋。鄭義齋此刻明白他和黃金不能在一起存活，他決定把黃金交給組織，自己留下來作掩護，用身體去擋敵人的子彈。鄭義齋命令馱運黃金的小張迅速沖上山去，負責把黃金運到總部。他與警衛戰士邊打邊往山下撤，負責吸引敵人。敵人越圍越多，戰士相繼傷亡。警衛員曾少章拉過戰馬，催鄭義齋上馬沖出去。鄭義齋堅決地說：“不行，要死一塊死！”子彈打中他的右臂，少頃，脅下左手連續中彈。這時，只剩下鄭義齋和曾少章。敵人叫喊：“他是共匪頭子，抓住他！”鄭義齋想到被敵人抓到以后的嚴重后果，便對小曾大聲吼到：“向我開槍，開槍！”小曾不忍。“我命令你，開槍打死我，為了黨的光榮！”曾少章向鄭義齋開槍后，又打死沖來的敵人然后自殺。
鄭義齋和他的警衛員以自己的生命，完成了神圣的歷史使命。正是依靠這些黃金，徐向前、陳昌浩、王樹聲等總部首長安全返回陜北，李先念、李卓然、李特、程世才等率領西路軍余部西進新疆。
英烈精神憾天地，金融后輩當傳承
鄭義齋生前一身正氣，兩袖清風，川陜蘇區的軍民都親切地稱他為“紅財神”。
鄭義齋是一個道德高尚的人，品質純粹的人，他對工作極其認真負責、恪盡職守，對戰友親如兄弟、熱情幫助，對組織無私奉獻、無比忠誠，為新中國的建立獻出了青春、熱血和生命，他的名字將永遠鐫刻在共和國的豐碑上。
新中國成立以后，黨和人民政府在高臺烈士陵園為西路軍英勇犧牲的將士們建立了紀念碑。徐向前元帥的碑文題詞是：“振堂、海松、厚發、啟華、義齋及西路軍犧牲的諸烈士們：你們為中華民族的解放和勞動人民的利益堅韌不拔、自我犧牲精神和英雄氣概，是我軍的無上光榮。”
今天，我們在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進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工作生活環境和物資條件比起革命戰爭年代好了千萬倍，但是以鄭義齋為代表的紅色金融先烈的的犧牲奉獻精神，永遠是我們學習的榜樣，值得我們金融界的后來人世世代代傳承、發揚、光大。
作者：王國旗（巴中市委黨校原常務副校長）
吳光昕（中國人民銀行巴中中心支行原行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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